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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論《世說新語》的詩學價值——謝安“雅人深致”說新解
作者：劉 強
來源：作者授權儒家網發布，載《華東師范年夜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2025年第1期
摘要：《世說新語·文學篇》所記謝安“雅人深致”一說，因為蘊躲著經學與文學、“言志”與“緣情”的雙重張力，引發了廣泛而耐久的詩學爭議。歷來學者如宋祁、劉辰翁、王士禛等多激賞謝玄而質疑謝安。事實上，“雅人”并非泛指“高人雅士”，而是特指“詩人”，具體說就是與“風人”相對的“雅詩的作者”。正確懂得“雅人深致”，既要留意《詩》有《風》《雅》二體、《雅》有小年夜正變的年夜佈景，又要在“賦詩言志”的意義上體察謝安與謝玄人格氣象和性命境界的內在差異。王夫之認為二謝所引《毛詩》“統一達情之妙”，無形中掩蓋了“風人之致”與“雅人深致”這兩種分歧審美興趣的差別，故仍有一間之未達。晚清年夜儒沈曾植則安身儒家詩學的風雅傳統，以人學論詩學，既還原了“雅體尊，風體卑”的禮樂詩教的真實生態，又以“雅人”為“敦善行而不怠之正人”，深入提醒了謝安風流名流背后的儒者情懷和年夜臣襟曲，堪稱謝安的隔代知音。要之，對“雅人深致”的正確解讀，既是詩學問題，也是人學問題，既關乎詩教和詩品，更關乎人教與人品。謝安是《世說新語》中記載最多的魏晉名流，他對于中國“雅文明”的構成厥功至偉，其“雅人深致”的詩學觀念具有很是豐富的闡釋空間，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《世說新語》的詩學價值。
關鍵詞：《世說新語》；詩學價值；謝安；雅人深致；沈曾植
年夜約二十年前，我寫過一篇題為《與中國現代詩學》的小文，作為博士論文《世說學引論》的一節，后發表于《現代文學理論研討》集刊，此中有這么一段：
《世說》不像《紅樓夢》等虛構文本，只需你不打開它，此中的世界和人物對于你來說就是不存在的虛空；相反，《世說》具有兩種分歧的打開方法，當讀者因為倦怠合上書本的時候，它依舊在時間的維度上開啟著。換言之，《世說》不是一部可以人為“關閉”的物理意義上的文本，而是一條溝通著歷史、現在和未來的“時間地道”。假如沒有《世說》，我們對于漢末魏晉這段歷史的清楚是無法想象的。就文學而言，《世說》的許多記載，直接反應了魏晉時期的文學實況，并在傳播接收的過程中，對后世文學觀念和詩學概念、詩學的批評方式、以及詩話創作的形式等等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。[①]
現在看來，文章雖然粗略勾畫了《世說新語》（以下稱《世說》）與中國現代詩學的關系，但限于學力和聞見，還是顯得細緻僵硬。尤其是，此中雖言及謝安的“雅人深致”說后來成為一種詩學觀念，以及“摘句批評法”對于后世詩論的影響，但也只是淺嘗輒止，未及深刻。時隔多年，再來思慮《世說》的詩學問題，尤其是謝安其人對于六朝人文甚至整個中國“雅文明”的影響時，深感桓溫所謂“安石碎金”[②]一語實在不成等閑視之。謝安雖以政治家立品，但其深諳經術，無論品藻人倫，還是賞鑒文藝，無不見高識卓，點鐵成金，又加其主掌東晉中后期清談壇坫，出言如山，其文明創造力之年夜及士林影響力之巨，一時無出其右者。謝安脫口而出的“雅人深致”一語，絕不成僅以“以資談助”的閑言碎語視之，其深層意蘊，實已關涉經典詮釋學、《詩經》學、經學與文學之關系等一系列與中國古典詩學相關的“年夜哉問”。以往的研討息爭讀，雖有關注而語焉不詳，尚存未發之覆，今不揣谫陋，稍作論析，以就教于方家同好。
一、謝安引發的詩學爭議
“雅人深致”，語出《世說·文學》第52條，其文曰：
謝公因後輩集聚，問：“《毛詩》何句最佳？”遏（謝玄）稱曰：“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”公曰：“謨定數，遠猷辰告。”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。
此一故事看似簡單，實則關涉甚廣，含蘊甚深。可以說，慣會“特作狡獪”（《世說·文學》94）的謝安無意中引發了一個主要的詩學爭議。
起首，此事可以作為《詩經》傳播史上的一個主要資料。謝安不問魯、齊、韓所謂“三家包養詩”，徑以《毛詩》發問，足可證明東晉之時，漢代立于學官的三家詩已逐漸式微，而《毛詩》經過鄭玄箋注，則后來居上，成為當時最風行的《詩經》傳本。“《世說》所引《詩經》，當為南北配合稟承的《毛詩》及鄭《箋》”。[③]而《世說·文學》開篇便是鄭玄的三則故事，絕非偶爾。
其次，謝安問《毛詩》何句最佳，亦魏晉以來論詩重視“摘句”的新風氣之反應，《世說》還有其例。如《文學》第101條記：王孝伯在京，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，問古詩中何句為最。睹思未答。孝伯詠：“‘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。’此句為佳。”又如《言語》篇第90“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”條劉孝標注引檀道鸞《續晉陽秋》：“寧康三年玄月九日，帝講《孝經》，仆射謝安侍坐，吏部尚書陸納、兼侍中卞耽讀，黃門侍郎謝石、吏部袁宏兼執經，中書郎車胤、丹陽尹王混摘句。”可見“摘句”已成為當時講習經典的“規定動作”，并須專人負責。至于晉人常以《詩經》名句為清談嘲戲應對之資，例子更多，茲不贅舉。
第三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，謝玄和謝安對于“《毛詩》何句最佳”的分歧觀點，曾惹起前人極年夜的迷惑和爭論，成為《詩經》學史甚至整個經典詮釋史上一個值得關注的事務。如宋元之際的劉辰翁評此條就說：“各性格所近，非謝公識量，此語為遝拖，誰省？”[④]明人吳勉學亦云：“各就性格所近言之。”[⑤]二人均以“性格所近”論之，顯然是虛晃一槍，為謝安留點人情，骨子里似乎認為，就對《毛詩》的鑒賞而言，謝安的見識似不如其侄謝玄。
余嘉錫《世說新語箋疏》引宋祁《宋景文筆記》卷中云：“《詩》云‘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’，見整而靜也，顏之推愛之。‘楊柳依依，雨雪霏霏’，寫物態，慰情面也，謝玄愛之。‘遠猷辰告’，謝安以為佳語。”[⑥]宋祁所謂“顏之推愛之”，是說顏之推論及王籍《進若耶溪》詩“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”二句時，引《小雅·車攻》“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”，又引《毛傳》“言不諠嘩也”，說：“吾每嘆此解無情致，籍詩生于此耳。”（《顏氏家訓·文章》[⑦]）宋祁顯然認為，謝玄和顏之推對《毛詩》佳句的賞愛，“物態”與“情面”相得益彰，惹人進勝，而謝安竟以“遠猷辰告”為“佳語”，真是年夜煞風景，不知所云。清代年夜詩人、“神韻說”的宣傳者王士禛在《古夫于亭雜錄》中說：“‘蕭蕭馬鳴，悠悠旆旌’，顏之推愛之；‘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’，謝玄愛之；‘謨定數，遠猶辰告’，安石以為有雅人深致。愚按：玄與之推所云是矣，太傅所謂‘雅人深致’，終不克不及喻其指。”[⑧]王士禛和宋祁觀點分歧，而態度更為斬截。
當然，也有為謝安辯護、試做“解人”者。如宋人陳櫟《定宇集》卷七《答問》云：“謝安石之說，固足以救風云月露、流麗綺靡之弊。”又，劉克莊《趙氏義學莊》：“昔江左門戶之年夜，人物之盛，無出王、謝。……家集之際，或雅言，或聯句，以儆勵之。它日于後輩言詩，則謂‘楊柳’‘風雪’未若‘謨定數，遠猷辰告’之句，是以相業教詔之矣。及乎親炙久，濡染熟，玄、琰志義奮發，能以八千而走百萬之虜，遂為經濟之彥；諸孫如康樂，如惠連，如元暉，亦疊主風騷之盟。雖道韞一男子，猶責其弟學之不進。《孟子》曰：‘人樂其有賢父兄。’余于謝傅見之。”（《后村集》卷九二）清人鄧繹《藻川堂譚藝》也說：“‘謨定數，遠猷辰告’八字，非才兼師相，若伊、傅、周、召者不克不及知。……是二言者，謝安石常吟詠之，風流宰相，自應經術宏深，豈江左夷吾所敢看哉。”[⑨]
上述兩種觀點雖然相左，理路卻是分歧的，那就是：假如不談《詩》，僅就“性格所近”而論，謝安和謝玄所見各有其理，無所謂優劣；反過來，假如觸及詩學問題，僅談《毛詩》何句最佳，謝安的謎底就讓人覺得費解——“終不克不及喻其指”。問題是，以我們對謝安的清楚，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更是當時一流的清談家和文藝評論家，他對經學、玄學、詩歌、音樂、繪畫、小說等都發表過許多令人嘆為觀止的獨到評點[⑩]，假如說他對《毛詩》的見解忽然掉往水準，反而不如其侄謝玄，畢竟是有些匪夷所思的。我們不由要問：謝安的“雅人深致”畢竟有何深意？除了基于“家風家教”的諄諄告誡外，還有沒有更多的“意在言外”呢？
二、《詩》分風、雅
要想懂得“雅人深致”背后的深意，起首須探明謝安所謂的“雅人”究竟何義？今查各種《世說》譯注本，“雅人”多解為“文雅的人”[11]，“高人雅士”[12]，“志趣高貴之人”[13]，諸這般類。乍一看，意似可通，但聯系此則故事所屬門類（《文學》）及高低文語境（“《毛詩》何句最佳”），問題便會凸顯出來。
事實上，“雅人”在《世說》中不止一見。另一個用例見于《賞譽》第46條：“王年夜將軍與元皇表云：‘舒風概簡正，允作雅人，自多于邃。最是臣少所知拔。……’”此處“雅人”與“風概簡正”相屬，顯然是泛指，或與“俗人”相對，可解作“文雅之人”或“心志高貴的人”[14]；而謝安所謂“雅人深致”的“雅人”，則顯屬特指，意思當有分歧。
“特指”者何？蓋《詩經》“雅詩之作者”也。須知謝玄所稱引“昔我往矣”四句，出自《小雅·采薇》，而謝安所引“謨定數，遠猷辰告”則出自《年夜雅·抑》。也就是說，二謝所論，都觸及《毛詩》中的“雅詩”。劉孝標于“遠猷辰告”后注云：“《年夜雅》詩也。毛萇注曰：‘，年夜也。謨，謀也。辰，時也。’鄭玄注曰：‘猷，圖也。年夜謀定數，謂正月始和，布政于邦國都鄙。’”考慮到《世說》“簡約玄澹，爾雅有韻”[15]、截取片斷、略貌取神的記述特點，謝安與後輩討論《毛詩》何句最佳，子侄輩應答者應該不止謝玄一人。假如我們展開聯想，也許當時還有人就《國風》中的名句作答，不過未得謝安回應而疏忽未記罷了。于是謝玄才以“包養網昔我往矣”四句為對，而這樣的“漸進佳境”，生怕恰是謝安“循循善誘”的結果。是以，謝安所謂的“雅人”，所指其實就是“詩人”。張萬起編《世說新語詞典》解讀“雅人深致”說：“指詩人的深遠寄意。”[16]庶幾得之。
不過，“詩人”與“雅人”終究有一字之差，所指不成能完整重疊。凡是的情況下，“詩人”可涵蓋“雅人”，“雅人”卻不克不及涵蓋“詩人”[17]。謝安強調“雅人”而非“詩人”之“深致”，應有一個隱而未彰的參照系，那就是“風人”。盡管“風人”與“詩人”有時可以互訓，但特稱“雅人”時，正欲與“風人”相區別。同為“詩人”，“風人”和“雅人”之分歧，源于“風”“雅”二體之差異。蓋風、雅雖同屬《詩》之“六義”，而內涵及定義分歧。《毛詩年夜序》說：“風，風也，教也。……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。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……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，謂之風；言全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”[18]可知，風關乎平易近之“性格”，所謂“一人之本”；雅則關乎“王政”，所謂“全國之事”。錢鍾書謂“風之一名三訓”[19]，亦可參看。“風雅”并舉，指的就是《詩經》所代表的風雅傳統。此其一。
其二，《風》《雅》之詩，產地所出及作者階層也分歧。朱熹《詩集傳序》說：“凡詩之所謂風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。所謂男女相與詠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……若夫《雅》《頌》之篇，則皆成周之世，朝廷郊廟樂歌之詞：其語和而莊，其義寬而密；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，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成易者也。至于《雅》之變者，亦皆一時賢人正人，閔時病俗之所為，而圣人取之。其忠誠惻怛之心，陳善閉邪之意，猶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。”[20]鄭樵《通志·昆蟲草木略》說：“風土之音曰風，朝廷之音曰雅，宗廟之音曰頌。”[21]明人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則謂：“凡詩有關乎君國年夜體者為《雅》，出于平易近間懷感者為《風》。”[22]
其三，《風》《雅》二體，體制及風格亦分歧。趙岐《孟子題辭》中稱贊孟子說：“有風人之托物，二雅之正言，可謂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平，命世亞圣之年夜才者也。”[23]這里的“風人之托物”與“二雅之正言”，恰是對“風”“雅”二體表現伎倆及語體風格的分判。許學夷辨風、雅、頌之“體”亦云：“風者，王畿列國之詩，美刺風化者也。雅頌者，朝廷宗廟之詩，推原王業、描述大德者也。故《風》則比興為多，《雅》《頌》則賦體為眾；《風》則微婉而天然，《雅》《頌》則齊莊而嚴密；《風》則專發乎性格，而《雅》《頌》則兼主乎義理：此詩之源也。”[24]許氏還專論“風人之詩”：“風人之詩既出乎性格之正，而復得于聲氣之和，故其言微婉而敦樸，優柔而不迫，為萬古詩人之經。”“風人之詩，不落言筌，曲而隱也。”“風人之詩，多詩人托為其言以寄美刺，而實非其人自作。”[25]
清人劉熙載所見亦略同，其《藝概·詩概》云：“《詩序》：‘風，風也。風以動之。’可知風之義至微至遠矣。觀《二南》詠歌文王之化，辭意之微遠何如？”[26]又說：“詩喻物情之微者，近《風》；明人治之包養行情年夜者，近《雅》；通六合鬼神之奧者，近《頌》。”[27]
上引諸家所論，可藉以作為謝安“雅人深致”的注腳。因為“風”“雅”二體分歧，故有“風人”“雅人”之別。謝安既然提出“雅人深致”之說，至多隱含兩個預設：一是“風人之致”，一是“雅人之致”。難怪劉熙載要說：“雅人有深致，風人、騷人亦各有深致。后人能有其致，則《風》《雅》《騷》不用在古矣。”[28]近人徐世昌輯《晚晴簃詩匯》便拈出“風人之致”：“又云味外有味、色外有色、音外有音、神外有神，言在此而意在彼，意在此而韻在彼，言有盡而意無窮，意有盡而韻無窮，風人之致也。”[29]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亦借謝安的話頭，提出“風人深致”之說：“《詩·蒹葭》一篇最得風人深致。晏同叔之‘昨夜西風凋碧樹。獨上高樓，看盡海角路’意頗近之。但一灑落，一悲壯耳。”[30]當然，《風》《雅》亦有相通處：“詩有《風》而類《雅》者，如《定之方中》《淇奧》《園有桃》等篇是也。蓋有關于君國之年夜者也。有《雅》而類《風》者，如《祈父》《黃鳥》《我行其野》等篇是也。蓋皆出于羈旅之思者也。”[31]
就我狹見所及，當代學者中較早將“雅人深致”與“風人之致”加以辨析的是徐國榮傳授。早在2002年，他就在一篇書評中標舉“風雅之致”，并拈出“雅人深致”的“雅傳統”和“風人之致”的“風傳統”之說，認為謝玄所欣賞的“楊柳依依”恰是“風人之致”[32]。時隔二十年，徐國榮及其門生郭亞超引述大批資料，再論“風人之致”之內涵及其詩學價值，并得出結論：“盡管‘風人’的作者成分有別，但所表達的情致均為合適求中精力的溫柔敦樸之情，具體表現為樂而不淫、哀而不傷、怨而不怒等感情情勢。這種內在感情是委婉蘊藉的，又需意在言外的表達方法將其呈現出來。”[33]其對“風體”的掌握允稱到位。
三、《雅》有小、年夜
不過，以為謝玄所引的“昔我往矣”四句就是所謂“風人之致”，生怕也與其詩出于《小雅》的事實不盡相符。斟酌《世說》此條高低文義，謝安所謂“偏有雅人深致”，應是基于泛論“雅人”而為說，“偏”有“特包養”“更”之意，或許在他看來，謝玄所稱的四句詩雖然也有“雅人之致”，不過在義理、性格、思致方面尚“淺”，比擬《年夜雅》中“謨定數”兩句，顯得不夠深邃深摯闊年夜罷了。有例為證。《晉書》卷九十九《列傳》第六十六載：
叔父安嘗問：“《毛詩》何句最佳？”道韞稱：“吉甫作誦，穆如清風。仲山甫永懷，以慰其心。”安謂有雅人深致。[34]
這是“雅人深致”的又一出典，或以為“傳聞分歧”[35]，我倒覺得能夠是統一次雅集的兩段對話。謝道韞稱引的“吉甫作誦”四句出自《年夜雅·烝平易近》，謝安也以“雅人深致”賞之，說明同為《年夜雅》之詩，有“深致”者不止一例。我們雖然不克不及以此遽斷《小雅》之詩必定缺少“雅人深致”，但也很難把謝安許為“雅人深致”的兩首詩都出自《年夜雅》——而謝玄稱道者則出于《小雅》——完整當作一種無關宏旨的偶爾事務。進而言之，謝安所謂的“雅人深致”，既體現了對“風雅之旨”的詩性區分，更蘊含著對“《雅》有小年夜”的《詩》學懂得。
前引《詩年夜序》接著說：“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年夜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年夜雅》焉。”結合《論語·顏淵》子包養網曰“政者，正也”之說，可知《雅》必關乎政，政有鉅細，《雅》亦有鉅細。《荀子·王制》說：“王者之制，道不過三代，法不貳后王。道過三代謂之蕩，法貳后王謂之不雅觀。”這里的“不雅觀”，其實就是“不正”之“政”。又《荀子·粗略》說：“《國風》之好色也。……《小雅》不以于污上，自引而居下，疾今之政以思往者，其言有文焉，其包養聲有哀焉。”[36]以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，對《風》《小雅》《年夜雅》《頌》的價值判斷，顯然是根據與霸道政治關系之遠近而逐級進步的[37]。《魯詩》學派的淮南王劉安認為“《國風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誹而不亂”（《史記·屈原列傳》），應該就是遭到荀子的影響。而后世詩論所謂“情兼雅怨”包養平台推薦，早已在此埋下伏線。
如上所述，二《雅》既分小年夜，性質天然分歧。鄭玄《詩譜序·小年夜雅譜》云：“《小雅》《年夜雅》者，周室居西都豐、鎬之時詩也。……《小雅》自《鹿鳴》至于《魚麗》，先其文，所以治內，后其武，所以治外。此二《雅》逆順之次，要于極圣賢之情，著天道之助，這般罷了矣。……其用于樂，國君以《小雅》，皇帝以《年夜雅》。”[38]可見所謂《雅》有小年夜，與皇帝和國君的高低、尊卑之別以及王政所關之水平淺深年夜有關系。
不惟這般，二《雅》在音樂上亦不相類。朱熹《詩集傳》云：“雅者，正也。正樂之歌也。其篇本有鉅細之殊，而先儒說，又各有正變之別。以今考之，正小雅，燕饗之樂也。正年夜雅，會朝之樂、受釐陳戒之辭也。故或歡欣和說、以盡群下之情；或恭順齊莊、以發先王之德。”[39]許學夷也說：“《小雅》《年夜雅》，體各分歧。……馮元成云：‘《年夜雅》正經，所言授命配天，繼代守成。而《小雅》正經，治內，則惟燕勞群臣伴侶；治外，則惟命將出征。故《小雅》為諸侯之樂，《年夜雅》為皇帝之樂也。’及其變也，《年夜雅》多憂閔而規刺，《小雅》多哀傷而怨誹，朱子謂‘皆賢人正人閔時病俗之所為’是也。”[40]
又，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說：“雅有鉅細正變之分，自來諸儒未有確論。故或主政事，或主品德，或主聲音，皆非。唯嚴氏粲云，雅之鉅細特以其體之分歧耳。蓋優柔勉強，意在言外者，風之體也；清楚正年夜，婉言其事者，雅之體也。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年夜，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。……然則鉅細之分究何故別之？曰，此在氣體輕重，氣魄厚薄，詞意淺深，音節豐殺者辨之罷了。……知乎小雅之所以為小雅，則必知乎年夜雅之所以為年夜雅，其體固不成或雜也。粗略小雅多燕饗贈答、感事述懷之作，年夜雅多受釐陳戒、天人奧蘊之旨。”[41]劉熙載《藝概·詩概》也說：“《年夜雅》之變，具憂世之懷；《小雅》之變，多憂生之意。”[42]
綜上可知，《雅》分小年夜，二者氣體有輕重之別，氣魄有厚薄之分，詞意有淺深之異，音節有豐殺之差，在雅正、典雅、溫雅的水平上，“純乎雅之體”“必無怨誹之音”的《年夜雅》高于“雜乎風之體”“怨誹而不亂”的《小雅》，這在魏晉以前經學修養較高的士年夜夫心目中，應該是一個《詩》學的基礎共識。所以，當謝安指出《年夜雅》中的名句比《小雅》更有“雅人深致”時，似乎并沒包養網有遭到謝玄的質疑和反駁——以謝玄的才思和天稟，他生怕是豁然開朗、心悅誠服的。要了解，“正始以后，人尚清談。迄晉南渡，經學盛于南方。年夜江以南，遂不克不及為儒林立傳”[43]。而《晉書》本傳記謝安論及時局，又有“頹風已扇，雅道日淪”之言，足見當時士年夜夫虛談廢務、流連光景者多，憂勤國事、人人自效者少；即以詩歌而論，也是“理過其辭，淡乎寡味”（鐘嶸《詩品》）的玄言詩年夜行其道，而以憂世、憂生為主調的“《詩》《騷》之體盡矣”[44]。數百年后，李白《古風其一》“年夜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誰陳？……自從建安來，綺麗缺乏珍”的詠嘆，與謝安對“年夜雅”精力的推許與標舉，可謂遙相呼應，異曲同工。遺憾的是，時移世易，離開謝家叔侄《毛詩》論辯的語境越遠，人們對“雅人深致”的“意在言外”便越是隔閡，以致于連王漁洋這樣的年夜詩人也要慨嘆“終不克不及喻其指”了。
以上，是對謝安“雅人深致”的《詩》學語境的還原和詮釋，重點在于對“雅人”一詞的語義分判，以及“風雅”傳統和“二雅”精力的詩學辨析，信任距離謝安此說之真實意涵，雖不用中，亦當不遠。上面，我們再回到謝安叔侄的對話現場，了解一下狀況謝安“雅人深致”說何故會對后世構成這般宏大的詩學張力。
四、“雅人深致”的詩學張力
後面說過，謝玄所引“昔我往矣”四句出自《小雅·采薇》，后面還有四句：“行道遲遲，載渴載饑；我心傷悲，莫知我哀！”緊接著的《小雅·出車》一首，也有雷同的詠嘆：“昔我往矣，黍稷方華。今我來思，雨雪載途。王事多難，不遑啟居。豈不懷歸？畏此簡書。”對此，清人劉熙載頗感迷惑，說：“‘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。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’。雅人深致，正在借景言情。若舍景不言，不過曰春往冬來耳，有何意味？然‘黍稷方華，雨雪載涂’，與此又似同而異，須索解人。”[45]其實，二詩的感情主調是雷同的，不過文字略有錯綜罷了。其它如“王事靡盬”“憂心孔疚”“我心傷悲”之類詩句，更是貫穿于包含《杕杜》在內的三首《雅》詩，構成了音樂上的“復調”後果。《毛詩序》說：“《采薇》，遣戍役也。文王之時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玁狁之難。以皇帝之命，命將率遣戍役，以守衛中國。故歌《采薇》以遣之，《出車》以勞還，《杕杜》以勸歸也。”[46]也就是說，《采薇》等三首雅詩，完整合適“小雅怨誹而不亂”的詩體風格。謝玄從《毛詩》中摘出“昔我往矣”四句，以為最佳，可謂獨具只眼，體現了其非凡的詩歌鑒賞程度。
也恰是在這里，出現了雙重的博弈和張力：從年夜的學術思潮來看，是經學與文學的博弈；從具體的詩學觀念來說，則是“言志”說與“緣情”說的張力。正如論者所說：“在曹丕‘詩賦欲麗’、陸機‘詩緣情而綺靡’的倡導下，從文學角度賞包養網析評價《詩經》的新風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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